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蹲守国家地震局，和地震局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生活两年多。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们告诉我了“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虽病重在身，但依然十分关心地震观测事业的一些故事；我与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一起到唐山大地震受灾现场，进行实地采访，留下了很多照片；14年后的1990年，我又到各地地震台进行了采访，知道了地震台工作人员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这些都让我潸然泪下，至今难忘。

　　周总理亲自过问地震监测工作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是地震活跃的10年，华北地区接连发生强烈地震，继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1967年河间发生6.3级强烈地震，紧接着北京附近的海坨山又发生5.5级地震……面对这些地震，周总理十分关注，亲自过问，作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指示。

　　1966年3月，在人口稠密的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后，我国地震研究者再也按捺不住强烈的使命感，纷纷走出研究室，奔赴现场，在帐篷里开始了地震预报的艰苦探索工作。

　　唐山大地震后，我采访了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张国民。他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后，成为该校地震专业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作为研究生赶赴邢台，他说，在地震现场目睹的一切，使我终生难忘。村庄被夷为平地，尘烟弥漫，村边的瓦砾堆下掩埋着死难者的尸体，幸存的乡亲们蜷缩在风雪中，目光中充满了悲伤和期待。“你们要是地震前给大家打个招呼就好了！”考察队每到一地，乡亲们都提出这样的要求。

　　邢台地震发生后的当天下午，周总理听取了震情汇报。会上，周总理多次提出要搞地震预报的问题。有人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比较难，国际上还没有解决。”“国际上还没有解决，我们就不能解决吗？！”周总理说道。

　　邢台地震期间，周总理先后三次奔赴邢台灾区。1966年3月11日，周总理考察了地震现场，他在抗震指挥部对大家说：“看了县志，1200年以前，在这里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得到经验……”又说：“这次地震给予我们很多考察地震的条件，要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条件”。

　　4月11日，周总理针对地震预防问题说：“有关研究地震自然现象的各种科学机关，必须加强研究，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大地测量等学科。要求已经在灾区进行地震研究的科技人员，对地震的形成、发展趋势等问题要尽量总结经验，寻找规律。”

　　4月17日，周总理在邢台灾区现场，鼓励在场的科技人员说：“你们青年同志要大胆设想，才能有所发现，有创造性，但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地震规律不是几天就可以认识的、掌握的。”他还说：“对外国资料和历史资料要看，但是，只能做参考。对外国资料也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汲取其精华。”“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大地震发生的规律来……这在外国人也从未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

　　有一次，周总理来到地震考察队的帐篷里听取汇报，他对在场的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同学们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够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你是制图员吗？”周总理见张国民面前有许多地震图，问道。

　　“他是研究生！”旁边有人插话说。

　　“哦，你还是研究生呢！你研究出什么东西来没有？”

　　“没有，没有。”张国民连声说。

　　“密集—平静—大地震。我们对邢台主震的考察和强余震的监视中，发现地震活动有这种情况。”在场的地震专家朱传镇等人说。

　　他们在内部较为成功地试报过一次破坏性余震，初次尝试的小胜利，使他们非常兴奋，有人觉得似乎地震预报并不难。周总理在听汇报时，察觉到这种情绪，说：“青年人要大胆设想，但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大地震前，小地震频度增高是一个现象。是不是一条规律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1967年3月27日，河北省河间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周总理提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的地震动向”。后来又多次提出“京津地区地震预测预报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全力以赴。”

　　周总理对地震专家们提出要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交通枢纽、铁路干线）的要求。有关京津地区的每一份简报，他都亲自过目，每出现一些异常现象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布置在出现异常的地区增设流动观测点。周总理还责成有关部门部署了北京—天津—唐山—渤海（京津唐渤）地区的地震观测工作，把这个地区列为全国重点监视区之一，使其成为我国地震观测时间较长、台站密度最大、专业地震队伍最密集的地区。

　　京津地区每出现一些异常现象，周总理都要过问，李四光教授也亲自到第一线考察。1969年5月的一天，北京延庆县张山营有口水井的水位突然大幅度上升，周总理一天关切地询问了3次，要求地震局密切注意，有情况及时报告。当天，80岁高龄的李四光亲自赶到张山营，和年轻的地震工作者一起伏在井台上测量水位，爬上山坡观察断层。“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人民放在心上。”李四光对随行的年轻人说。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7.4级地震后，李四光指出“是否有可能向天津、北京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1970年2月17日，周总理在接见参加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说：“世界上对地震预报都在追求，我们要在这条战线上放异彩，要自信，不要自卑，靠毛泽东思想，靠人民战争。”

　　他还给大家鼓劲说：“邢台地震到现在4年不到，已有不少经验、资料，再搞4年就会放异彩。相信70年代在这条战线上也要放一颗‘原子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0年云南通海发生了7.7级强烈地震。在震后的一次报告会上，有人说，邢台地震以来的4年间，中国地震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地震预报还是没有过关。

　　“我看远远没有过关。”周总理说。

　　当听说通海地震前观测到一些前兆现象时，他说，要深入调查，弄清这些现象。在别的大地震前，或没有地震时，这些现象是否也出现过。

　　当周总理听说有人因为在通海地震前曾观测到一些现象，所以采取了预防措施，从而减少了伤亡时，周总理说：“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报的。”又说：“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地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呢！”

　　四川是个地震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1970年通海地震后，周总理及时作出了在四川布设地震预报台站，以保卫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他提出在四川一些重点地区要全面布设地震前兆观测站。这些台站的布置，为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级强烈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奠定了基础。

　　1975年，海城地震预测预报预防成功。当时，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他在医院里亲自批准以国务院通报的形式表扬对海城地震成功预测预报有功的单位和人员。

　　1975年3月的一天深夜，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给地震局询问震情。值班人员说，通县麦庄公社的群众发现一条地裂缝，因为晚上看不清楚，打算明天调查落实。半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就给地震局打电话详细询问了通县地裂缝的情况；不久，又两次来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连夜去调查，弄清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还批评说，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后来才知道，这时，周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他在病床上，深夜里，还牵挂着地震的事……

　　地震预报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到许多学科和部门。人们回忆说，周总理十分重视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他曾说：“研究地震，要把多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业余群众队伍环绕在专业队伍的周围。要土洋结合，实现预防。”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只有一个地震台，三位科技人员。邢台地震后，在周总理的积极组织和倡导下，全国建立起了200多个地震台。短短4年间，地震观测的规模空前发展。